[14]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法治并非僵硬的规则，而是动态演化的体系。（四）治理结构：阵列式的治理队伍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工作涉及网信、公安、广电、文旅等多部门。
在事后救济上，一方面，执法部门众多，但因程序不透明，行政相对人难以知晓执法主体，无法确定责任人。实践中，网信执法部门频繁使用的下架整改、暂停注册、暂停更新等，有的并不属于有法律明确授权、明文规定的行政执法措施，法定化色彩较弱。2019年的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发生后，新西兰和法国推动多国政府、在线服务提供商和民间组织共同签署了《克赖斯特彻奇倡议》（Christchurch Call），承诺与民间社会共同行动，消除网络暴恐内容。对互联网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引导与监管，要在正确认识互联网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实践问题，拓宽全球视野，实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与民主参与、技术创新间的平衡，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从而构建出一套让技术团结人民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重要目的是在弘扬文明的同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但盲目的删、堵、封反而会间接导致很多并不文明的新词产生，对精神文明乃至中华文化都造成极大摧残。
强行政化的信息内容监管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期将导致应急式管理与常规执法双轨并行的问题突出，造成事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同案不同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大量存在。而平台的逐利性使其难以主动成为表达自由的保护者，有时甚至还会成为表达自由的重要威胁。[7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民营经济地位重要。
其中，民营经济从最初的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3]成长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劳动仍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发展导致对政府责任的无限需求，政府责任的无限扩张使得其能力捉襟见肘，而政府官员需要承担的实际责任往往大于其书面责任，权责的不对等使得避责成为必然选择。二、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定位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定位，决定了平等发展的政治基础。
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以来，党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一以贯之，不断深化。[35]贾宇：《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治理的体系性建构——以[36]顾永忠：《不仅应当依法平等保护还应当给予特殊保护、优惠保护》，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4期，第4页。
（一）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宪法依据平等是我国宪法的价值基础之一。有些民营企业遭遇经营困境的原因在于内部管理漏洞，特别是内部腐败犯罪，由此导致资金链断裂、管理层塌方等问题。（一）善用多元监管措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依法监管，不以所有制形式、规模大小作为适用监管措施的决定性条件。应当对内部考核指标进行妥当性审查，不合理的要及时调整。
[13]二是指向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意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创新，并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般只要求其提供现金流量以及担保物价值等作为贷款审批条件，但对于民营企业，往往还要求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或者第三方提供保证担保。 于文豪，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实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总会受到某些垄断因素的影响，因而充分竞争不等于完全竞争，但一定要实现平等竞争。
控制力是一种影响力、决定力和持续发展力。此外，还要妥当处理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的责任，体现合理、包容和挽救的理念，做到严格要求而不苛责。
第四，区分民营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与组织。[58]还要及时总结近年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把合规作为企业治理和监管的手段，注重合规在民事、行政、刑事领域的协同发力，保障合规整改的有效性，（59]将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作为涉案企业和个人出责出罪的重要事由。
例如，2015年《珠海经济特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外资独资、外资控股之外的经济形式，其主体为依法在本市注册成立或者在本市开展投资、经营的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民营经济组织。2019年中办国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17]当然，从逻辑上来讲，旧宪法被事实上废弃是政治不安定的结果，但彭真也道出了国人渴望宪法保持稳定的普遍心态。[44]在九三修宪以前的观念中，宪法典与修正案在形式上被明确区分，宪法典仅指 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公布的文本，因此那个年代在称呼现行宪法时还会很严谨地说宪法包括两条修正案。[5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洗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46页。[10]参见孔德王：《从彭真看人大制度建设的连续性》，载《地方立法研究》2023年第2期，第97-98页。
[32]3.变迁论（演变论）首次专门提出宪法变迁概念[33]并试图以更一般的方式将宪法普遍原理、域外经验与国内焦点问题整合起来的，是郭道晖教授。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42页。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早期的制度发展过程反映了极为明显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征，由此生发出来的理论争鸣与沉淀也体现了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自主的创新能力。[31]无形修改论实际上有超出改革早期的长期影响。
在多年之后，有学者评价1982年的制宪过程，指出在一个追求经济腾飞的国家中，经济状况的变革更是日新月异，将经济因素大量引入宪法，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宪法的弹性，削弱了宪法在面临经济变革冲突状态下的回旋余地[19]既要通过经济体制规范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或底色，又明知改革前景之中必然要全方位改写经济体制，还要固守宪法文本的稳定性，这正是八二宪法为自己定下的复杂目标。于是，经济法制或者后来的所谓经济宪法就有了不断更新的必要。
[20]参见蒋碧昆、许来武：《试论修改宪法》，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1页。[50]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宪法与纲领传统之间的进一步解绑。[40]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三）重建法制八二宪法非常强调稳定性。
现行宪法对个体经济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对于私营经济……是不是再看一看再作修改。[55]See Richard Albert，Quasi-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in Richard Albert Joel I.Colon-Rios ed.，Quasi-Constitutionality and Constitutional Statutes，Routledge，2019，pp.135-155.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八二宪法肩负多方面重要任务，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权力分工原则、释放地方发展活力等，因此，经济体制纵使十分重要，也不会成为指引制宪或修宪的唯一议程。1954年宪法是公认的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但这部宪法给人留下的是宪法短命的印象。
[4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九三修宪 宪法变迁 。
[41]后来许崇德教授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很快，宪法个别规范落后于客观实际的现象难以避免，所以对宪法相关部分作出修正是必要的，1988年就实现了一次修正，今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宪法将适时地作出必要的修正，使它如实地反映实际，正确地指导实际。其次，早期理论纷纷强调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真正的辩论主题就是党中央或最高行政机关的正式文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可谓极具中国特色。参见董播舆：《关于宪法保障的理论》，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1期，第40-41页。[3]叶峰：《论我国现行宪法的修改》，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4期，第1页。
莫纪宏：《与时俱进话修宪》，载《前线》2004年第3期，第34页。第一层，宪法为改革留出了通道。
张卫华认为发生了修改，蒋碧昆认为有改变或突破和发展但蒋教授的理论建构不算突出，所以不似无形修改论那样引发热议。参见谢次昌编译：《一年来日本宪法学的动向》，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3期，第7页。
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实施之后的最初两条修正案，也是八二宪法第一次实现修改。[43]在1993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建议修宪时又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做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